会议时间:2013年4月27日

会议地点:华彬费尔蒙酒店

会议主题:城市文化:城镇化的灵魂

《文化纵横》杂志社、《城市发展研究》杂志社 主办???


杨平:今天这个会议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问题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由我们文化纵横杂志社和城市发展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的。我叫杨平,是文化纵横的社长兼总编。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研讨会。首先欢迎史善新副理事长致辞。

史善新:各位上午好,城市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产物,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需要探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作为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多学科交叉为特色的学术团体,其宗旨是为适应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组织并推动对未来城市发展规律和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繁荣和发展城市科学理论,促进城市科学的普及推广,促进城市科学研究科技人才的成长提高,促进城市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确立了社科行业综合参与、上下联动、中外交流、知行合一的工作方针,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把探索规律与解决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致力于组织城市科学工作者,研究、探索、认识、揭示城市发展规律,从而遵循规律,把握规律,努力实现主观能动与客观规律的统一,着力解决城市中的发展难题,借鉴国际经验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城市文化问题,也是我们城市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所以今天,《文化纵横》杂志社与我们《城市发展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城镇文化研讨会,应该说是非常及时的。这么多的专家学者来共同讨论,我相信今天这个会一定会有声有色,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杨平:我代表我们杂志社做一个致辞。我们文化纵横杂志是在快速增长的经济的时代,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价值的建设。目前,城镇化作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的动力,非常引人注目。但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我认为目前并没有形成比较深入的探讨。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当代城镇化的进程,明显感觉有一些问题,像去历史、去文化,传统遭到破坏,社区生活消失,有经济产业无生活,空气污染,交通拥挤。传统的共同体逐渐瓦解,新兴的共同体难以支撑,与此同时社会信任难以建立,青年人缺乏信仰的支撑,社会缺乏共同的伦理。实际上我们的城市文化的缺失是价值缺失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关注城镇化,更要关注城市文化与城市社会的变迁和进步。什么是城市文化,说到底就是城市的价值,他体现的应该是一个城市的价值和精神。这样经济才能长期发展,社会才能够相安无事。就目前看,城市的发展和城市文化的形成,政府的规划能力非常重要,商业的创新能力产业化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必须有社会力量的加入,没有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的城市不是一个完成的构造,文化就缺乏创造力,城市文化城市精神不可能仅由行政命令规定。这种城市的精神也不能仅由商业表达,它必须有广泛的社会的参与。回过头来看,仅仅30年,中国迅速由一个农业社会演进为一个工业社会,但是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的形态和文化形态并未确立,中国人正在寻找工业化时代适合自身生存的文化形态和价值形态,这种矛盾深刻地反应了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的问题。与此同时,新文化革命悄然起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工业文明要求与之适应的城市文化更是中国人不熟悉的。这是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研讨的目的,希望为城镇化事业尽一份力。

任致远:我对城市问题写了三本书,第一本从历史的观点看,第二本解释城市与城市科学,第三本感悟城市与城市文化。我就以这个说说关于城市的很多意义和应用,讲这个我想从四个方面说一下。

第一个是城市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人的文化,我们就生活在文化中间,社会上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政府法规、生活方式、思想追求、审美倾向等都是文化的范畴。不能否认文化,只是说文化出现了高潮和低潮,说明了文化的发展是跌宕起伏的过程。城市文化是什么?人类创造了城市也就有了城市文化,城市是文化的产物,文化又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和营养,对于城市文化来讲,一般有两个方面的定义。一个是广义,那就是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内容很多形形色色包罗万象,跟城市文化有关的都可以叫做城市文化。但我的定义狭义一点——以城市为载体和表现形式,展示人与人为理想追求以及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文化类型。它具有空间文化的特征,人们能够感觉的到、影响比较深的文化形式,以具像体现抽象、以空间事实展示的文化方式。因为城市是人类生存空间环境的最高表现形式和思想的最终反映,城市文化的意义十分重大。城市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中心,城市文化具有社会文化的代表意义,振兴中国文化首先应该振兴城市文化,振兴文化首先要振兴城市。我对城市文化的具体理解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它是城市发展的传承定义,文化是自然和历史文化的遗产,表达了不可复制的客观性,是一种无声的语言表达;如果城市丧失了记忆,抹杀了自己的存在价值,也就没有了文化;第二,它是城市发展的思想智慧,因为文化是一种智慧,是思想文化和文化思想的成果,是城市发展的成果;第三,它是城市发展的精神支柱,因为文化是一种力量,是城市发展的精神力量;第四,它是城市发展的个性战线,因为文化是一种城市的表情和性格,表达自己的城市优势特色,是吸引力、是凝聚力、是竞争力。

第二,城市文化的本质。我认为两个字:追求,对理想的追求。有了追求,才有创造,才有契机,才有城市的不断扩大。2010年上海世博会道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追求。追求不是一种模式,一个形态,一个价值取向和审美观点,而应该是因地制宜,因国而异。美好是共同追求,但是美好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城市发展方面应该发育出多样化的城市文化。

第三,城市文化的意义。对城市而言,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对文化而言,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和文化成就;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中最积极辉煌、最具有创造力的文化的高级表达或说最高形式,它是社会文化的突出代表,具有至关重要的文化地位。未来的城市发展竞争可能不是经济社会的竞争,更重要是文化的竞争和城市生态环境方面的竞争。

第四,城市文化的运用与展望。我们的城市文化的运用是坎坷的,但又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中国城市的特色。中国城市文化的特征第一是天人合一,第二是怡情山水,第三是历史文物的保护,第四是与时俱进,我们的城市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想这样,概括来说,中国城市文化的发展,几千年曾经的辉煌,近百年城市文化的发展,面临了挑战。我们现在再创辉煌,到2049年,建国百年之后,城市文化一定会大繁荣,彻底扭转百城一面的局面。为了实现我国城市文化繁荣的中国梦,第一个城市文化的呼唤,就是城市要发展特色不能丢。我们要复兴城市文化,不是复古也不是复活,而是体现中国特色。

第五,城市文化的保护,要保护城市文化的自然遗产和历史遗产,要保护城市的个性特色。在保护的基础上实现传承,主要是维护利用和弘扬再加上创新,要创传承之新,创时代之新,创时代文化之新,既要保护要利用也要弘扬。积极总结经验,认真对待问题,科学发展建设,明天肯定是一派文化繁荣,谢谢大家。

杨平:任致远会长从城市文化的本体论层面谈了城市文化的本质意义,下面请中国建设报总编辑冯利芳发言。

冯利芳:今天是任震英的百年寿辰,为了纪念他我跟任致远会长都写了文章。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从解放的时候受彭大将军的要求修大桥,从文革两次被开除党籍,到周总理关怀从牛棚出来。然后从参加第一个城市规划,到参与全国30多个城市的咨询审定,以前很多关键问题都是在他的坚持下做出来的。比如深圳机场,当年有人就是说太远要放近一点,要放深圳大学那边,国务院的领导同意了,就是他们几个老专家坚持。他从关注城市到关注窑洞,受到农民的支持。他的一生可歌可泣,他的学术规划和学术思想是最大财富,载入了中国城市文化史。1980年1月,他在国际马尼拉会议上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言,他在会上第一次了提出中国城市化问题。他的核心思想是,城市要发展核心不能丢,具体的这一些传统中华民族文化特色,5000年文明史怎么把城市搞的有特色。他说,我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可以学学国外的优势,但是不能盲目。

关于城市特色,这30年有发展、有经验更有问题教训。一、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文物保护法修订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很多地方没有实践,古城保护也没有发展。一些有价值的建筑,因为还没有带上文物的帽子,遭遇破坏。保护旧城,另建新城,这是80年代初从苏州开始的,为保护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新城建设现在风起云涌,千城一面。打的文化旗号搞的旅游开发项目令人担忧,这些都跟城市文化有关,都跟我们文化自信不足有关。许多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在经济发展起步时,急于改善生活条件往往不利于城市文化的发展。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增强城市竞争力、发展旅游都有很大的作用。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种不可再生的高级资源。二战时,欧洲的城市被破坏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恢复原来风貌的道路,想不到70年后这变成了宝贵的遗产。

丽江古城保护也是,准备申请了文化遗产后遇到地震了,按原来的恢复,最后利用地震的因素,把一些违章建筑都拆了。但是现在丽江碰到问题了,过度开发,水的问题也很严重。

杨平:感谢冯利芳老师,做了非常丰富的准备。下面请李文堂做评论。

李文堂:任会长从哲人的高度对城市文化进行提炼和总结,充满了历史感。冯老师从一些比较具体的案例阐释城市文化的核心和特色。这一点从我们为什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这个角度来说。冯老师提到文化是城市的产物,城市文化应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建设占有重要地位。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符号化的表达。过去,我们的文化建设停留在符号化的表达层面上,过去,我们党把城市简单地看成物质生产的场所,这是我们文化认识不足的地方。我们知道,文化实际上受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些东西是构成文化独特性的基础。城市作为一种场所,它不仅有空间性又有时间性,这个时间性是人的时间,人生活在历史性的存在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这个场所是有人的活动的价值的。因为这个空间是一个意义空间。它的价值能上升到杨总讲的人的存在方式。历史性是有阶段性的,所以地方性和独特性会在以机器文明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整个城市化过程当中,产生出一种抽象的理性化。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没有认识到,整个现代化问题的存在,是城市文化建设过去没有纳入历史文化遗产这个角度,是因为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有问题。实际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有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校正启蒙的理性主义,以及和我们今天说的现实主义的城镇化是有警觉的。现代的城市化是一种资产增长机器来定义,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

党在接管这个城市后,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场所,这样一个理念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存在着很多偏差。对西方现代性已经有很多讨论,让城市回归到一个古典的城市,作为一个共同体,作为一个人类的共同生活的家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及时觉醒,而是顺着这种快速的发展,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对城市文化认识不足。城市领导人要建设城市文化,首先要对现代城市文明有一个新的理解。广州探讨新型城市化道路时候,也是探讨过这个。两位专家提到亚里士多德说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这样一个命题,但是我们知道,古希腊城市的美好不仅是一种物质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城市的贫富的两极化发展,包括城市民工身份的认同,这些都是有问题的。这都是主宰城市文化认识的偏差。

杨平:我们展开第二个单元,讨论城市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下面由北京大学张静教授发言。

张静:非常感谢,也非常高兴在这跟大家讨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文化纵横》提出来关于城市建设的文化主题是非常契合当代的,因为这个问题在过去很少讨论。过去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设计城市化,而对城市化在经济之外的问题很少讨论。我讲的主要内容是城市的变迁,对于中国当今而言,有哪些重要的变化,这些重要变化有哪些含义。

在过去30年当中,中国有5亿人迁入了城市,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口的总和。目前有2.2亿农民工,当中有1.3亿都明确表示,他们希望今后留在城市。到2030年,预计至少还有3亿以上将放弃农耕进入城市生活,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城市人口会占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在这么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的现象,应该说只会出现在中国。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第二次开始考虑城市管理、也就是第二次进城的问题。不仅是因为目前他的阶级基础在过去30年发生了变化,还因为社会的管理和秩序等等方面的问题。如果你回去看历史,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群体性事件和冲突性的事件,包括阶级的冲突一直在农村发生。而现在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大多都是在城镇发生的。

最近的历史学家认为,法国革命的起因跟宏观环境因素有关系,但是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巴黎的城市管理危机的问题。市政管理、城市内部的居民跟城市外部居民利益冲突,而巴黎市政府没有很好的回应这个问题,导致问题的扩大。所以,从各个方面说城市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关心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不仅是历史也是涉及到未来。对于城市移民现象,过去中国学者主要是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如果这样看,城市建设只要大拆大建就可以了。可以增长GDP,增加业绩。

外国的中国社会变迁研究者,很早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城镇化移民现象。这种注意起始在80年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包括中国国内的小城市的移民,还包括中国向国外的移民,大家都还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社会科学的基金国家支持比较少,社会学主要依靠外来的研究的项目,其中80%是关于农民工的主题和社会变迁的主题。那么在今天这一点我们看的很清楚,现在可以理解,这个主题很重要,它关系到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而且它完全可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所以我觉得《文化纵横》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城市和多年前很不一样,解放前,中国的城市主要是作为一个消费城市来建立的,周边的士绅,农民,地主他们在土地获得收益以后拿到城市消费,所以城市主要是一些茶馆,妓院,说书堂,主要是到那消费的。1949年以后我们的城市是重新建立起来了,这个建设是从生产的角度建立的。很明显今天的城市,跟1949年以后以及解放前的城市自然兴起的过程很不相同。比如说,1949年以后我们的城市有人口限定,服务业不发达,主要是作为生产和行政单位。

但是今天,以地区划分职业和社会身份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在单位和城市内部的人群之中的差别也开始出现了。城市里面聚集了大量农民工,差别很大的人群,不同阶层和职业阶层的人混居,冲突增加。比如在上海,经常因为停车纠纷互相杀人。昨天我参加一个活动,发现在一个城市里面干枯的湖,有很多人在里面建了养鸡场,开发了自留地开始种地,像这些大家觉得与城市化很不符合的东西也出现了。昨天看一个妇女用自己的单反机占座位,然后一个农民兄弟想坐,她说,你搬砖一年都买不起这个单反。

这样一些现象的意义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城市的公共管理机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1949年以来,我们的城市是政府自上而下,通过生产和建立行政单位这样的过程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企业都不纯粹是企业,同时还具有政治意义,他是行政功能的单位,必须服从政府给他指派的生产之外的任务。比如说单位里面有宣传部,理论上说,除了生产方面的原因之外,他是不需要设置宣传部的,这就是单位所形成的结构。这种结构特点导致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要通过单位来管理广大民众,然后政府管理单位。政府面对的不是公众,他发出政策法令的时候也不针对每一个具体的市民。所以单位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准政府的体制。这样的情况使得城市形成一种习惯,就是说政府向单位发出文件,然后再由单位管理他自己里面的人。这样的情况在今天已经无法发挥作用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在1949年建立的间接性管理的方式,实际上,对政府而言并没有实质上的直接的公共管理。他管理的是单位,而不是人员。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我认为是社会分化的模式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创造出来的一些社会分类,比如说城乡,单位之间的差异还存在,同时又快速发展出来一些新的社会分类:比如说体制内,体制外,国有和民营,这些差别和传统体制有关,同时也和变迁有关。这个不平等没有办法由一些个人偏好得到解释,所以城市的冲突不断跟这个东西有关系。这种分类的变化也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比如说过去城市上升的渠道是参军和高等教育。但是现在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分流的作用越来越弱,他的产品也就是大学生,原来具有身份上升的预期,但是进入社会后,根本进入不到他预期的社会结构中。这些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导致了在城市周边的大量的大学生聚集,同时聚集了大量社会不满,而这些社会不满是在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之中。

第三点意味着社会组织模式在发生变化。出现很多年轻的信教者,他们大多是从别的地方来到大城市的,这些人从其他地方,经过教育或者求职进入到大城市,他脱离了原来所依靠的,比如说他的家人,他的老乡团体,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原来的传统组织对这些人的约束就消失了,通过这些组织巩固的社会信用和社会关系在大城市也不存在,这个时候利用关系获得信息,资源,帮助,资金支持的作用就下降了。所以他缺失安全感和归属感,因此他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要被新的社会组织接纳。这时候他们一个比较方便的途径就是进入到教会,这是教会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最近我们有关教会的研究都发现了这个问题。社会学一直在讨论,一些无组织的个体的自杀率比较高,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也是一样的。

第四点关于文化。文化是一种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够存在和维系的东西,它的核心其实是生活方式,和通过这个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一个价值观。但是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和标准,来看文化的话,现在中国的城市乡村,他的文化差别越来越大,城市越来越多受到商业化的影响。比如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原来想看看中国的文化,但是来了之后很失望,因为看到的高楼大厦跟他的国家差不多,没有看到很独特的中国文化。我就跟他们说,中国的文化是在人民当中,你要跟他们去生活才能看到中国文化。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标准,就会发现这样的特点在中国,一个是城乡的文化有巨大的变化,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乡村保持着,但是在城市已经消失了。小悦悦事件发生在城市,但是在乡村一个老太太发生了相同的事情,全村的人会帮她,因为人如果像小悦悦事件中的城里人那样,人在这就没法生存,这就说明这个地方有东西约束着他。那城市的文化和乡村已经有巨大的差异,城市比较多的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现在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已经脱节,哪些是我们核心主流的文化?有没有大家共同认同的受人尊敬的道德标准和历史?我们世世代代一直传承的文化现在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去广州黄埔军校,房子盖起来了,却没有恢复里面的历史,没有办法告诉你说,这里发生了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国共两党很多的重要的历史都在里面。我们如不能够恢复历史,就看不到文化,因为你只看到造出来的房子,我们是为了看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价值。但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到云南丽江,里面所有的人都在做生意,看不到这个里面有什么文化。文化要保留在人的活动当中,那么人的活动怎样构建一种价值,只能靠他自己的自我组织的活动,才能有生命力。但是1949年以来,我们的城市建设,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所有的组织化活动都不是他们自己自主的选择的结果和自己需要的结果,都是由单位组织的。一个是他们没有选择性,缺少生命力。导致了民众对政府过度的依赖,使得他们自身的自治能力丧失。震区为什么不能够自救,导致72小时不能充分利用呢?原因是他们丧失了这种自我组织能力,因为过去都是政府来组织。

文化能够表达出一种价值,互助互惠的这些重要价值的。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变化,我有这么几个结论,第一个结论说,旧有的城市管理是间接的,政府不是直接面对公众的,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通过单位来做我们的管理,但现在已经很难做到。单位作为一个准政府,作为比较弱。第二是城市的分化问题,过去旧依靠政府协调单位和单位之间的分配,而现在对协调利益分配也不起作用,原因首先是单位的职能不再,其次,每个单位里面的人,以前大致具有一致性。但是现在我们城市的条件已经不是这样了,以前的组织化模式纯粹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面临城市化建设的挑战是空前的,而且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学,因为我们城市面临的基本的状况和任务条件都产生重要的变化。所以我们的问题不光是为了改变生活,而是揭示历史和未来,我们需要一些具有战略性的通盘的考虑,建设我们的城市。

杨平:感谢张静教授,下面请贝淡宁教授发言。

贝淡宁:大家好,首先要感谢《文化纵横》杂志与《城市发展研究》杂志给我机会跟大家讨论城市身份认同这个问题。我1999年写了一本关于城市精神的书,比较了东方与西方文化。有很多人提出来,美国那么大,中国那么大,各自内部也有不同的文化,有没有共同价值观,能不能拿来作比。我们发现这个话题很有趣。

另一方面,我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因为20世纪大部分的人最重要的政治身份是跟国家有关系的,我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加拿大人,一般来说不会说我是北京人。可是21世纪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我们会超越这个国家的身份,马克思自己说的,共产主义不需要国家,我们就是世界公民。我们是超越国家身份的。他们也觉得人权比国家身份更重要,所以他们强调世界主义。可是有没有发现,20世纪我们完全超越国家身份吗?当然还没有。一方面我们可以找一些国家的身份,可是我们更需要一种归属感,这个归属感跟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

20世纪不要在上面看,可以在下面看,就会发现城市是一种很重要的身份。不管是什么地方的城市,城市的归属感很重要,世界上最有力的口号是什么的,就是我爱纽约,很多城市用这样的口号:我爱北京,我爱上海。当然一方面为了赚钱,广告,另一方面也是情感。你去纽约会发现,这些纽约人真的爱自己的城市。上海也有点向纽约学习。我在蒙特利尔出生长大,我们那边很多人觉得,城市的身份比国家身份更重要。

我爱我的城市,跟城市的精神,跟城市的价值观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因为我爱城市就是因为那个城市有独特的东西。越有自己精神的城市越有归属感,所以这方面很重要,当然那个归属感跟文化历史有关系。

今天时间有限,我主要谈谈为什么独特的精神是一件好事情呢?城市精神到底是什么东西,当然是比较独特东西,比如说有的城市强调环保方面,有的强调宗教,有的强调一些语言。价值观主要是大家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北京人都喜欢讨论一些政治的问题,这些跟上海不一样的,我的老家蒙特利尔关注的是语言的问题,英语和法语这样的问题。在我的书中,我研究怎么确定这些城市的精神,我们用不同的方法论包括一些社会学的方法论来调查这些城市的价值观,发现不同的城市也有不同的价值观。可是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社会科学家比较的是国家的价值观,很少研究城市的价值观。

我们也有一些主观的方法论,我们会跟不同的人,不同性别的人,讨论一些问题:你们觉得你们的城市到底有什么独特的东西?然后发现里面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历史,那个城市有什么独特历史?我想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非要具有独特精神。我觉得有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多样性,如果每个城市一模一样我们会很失望。问题是如何对抗全球化、同质化这样的倾向,一般来说以国家来反抗不太可能,而用城市反抗比较合适。第二个原因是为什么呢,城市精神和归属感的关系,归属感和社会责任的关系。刚才张老师讲的小悦悦的故事,这个故事因为那个城市缺乏社会责任,因为他们缺乏这个城市的归属感,为什么缺乏归属感,因为那个城市不是独特的。第三个理由是我们很担心太过分的爱国主义或者太过分的民族主义。当然我们不反对爱国主义,如果是你只有唯一的政治身份则很危险。比如说在朝鲜,他们觉得国家是我唯一的身份,完全非理性的东西。可是中国有不同的身份包括城市的,如果我爱纽约我也爱美国,我不会盲目的支持美国的一些领导,比如说很多纽约人他们反对侵略伊拉克的政策,如果有不同的政治身份,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而且有一些政治的目标,国家很难做,比如说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美国和中国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解决全球最大的问题很难想象,可是有一些城市他们专门重视环保的问题,携手解决起来比较方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儒家学者,我们觉得政府最重要的目标是解决贫困的问题,这方面我完全支持。可是城市对这方面也有一些好处。比如说曲阜是儒家文化中心,我15年前去过,那时候特别落后,现在还不错,为什么发展比较快,因为他们专门强调自己的儒家文化的精神,然后很多游客会去曲阜。我再讲一个曲阜的例子,不知道你们之不知道前年很多儒家学者反对在曲阜建大教堂,中国文化的中心是儒家的文化,他们不会反对在别的城市比如说青岛建这样的大教堂,问题在曲阜不应该建立比孔庙更高的大教堂,这个是曲阜的中心,与国家的文化没关系。基督教的中心,比如说在梵蒂冈,有人想建立比大教堂高的孔庙,他们也会反对。每个城市可以保留自己的独特东西,这方面我觉得英国做的比较好。他们有一些立法,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我觉得是一个好东西,我们可以重视这方面。我就讲一下我的老家蒙特利尔,我的母语是法语,很多人他们担心没有办法保留法语,因为都说英语的话慢慢的没人会说法语。所以你想进入蒙特利尔你的小孩一定要说法语,很多人觉得不好,我们可以选自己的语言。就是因为蒙特利尔有这样的自主权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语言,可以限制一些权力。比如说你到蒙特利尔你的小孩一定要学法语,用这样的方法保护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精神,我觉得不应该反对。基本上就是这些。

杨平:谢谢贝淡宁老师,下面请任锋先生发言。

任锋:谢谢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本身是做政治文化、政治理论研究的,但是我参加关于城市文化的论坛已经第二次了,一次是去年在我老家山西,所以说我觉得现代城市文化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挑动各方的神经。

我简单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张静教授的发言,我是非常认同的、非常赞同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文明,包括城市文化发展的视野,可能需要拉开一些,拉开什么意思呢?即时间上要拉的更广阔一些。我们要思考中国的历史传统能不能为我们今天重新思考科技文化提供一些经验呢?我看行,我正好研究宋代,然后我注意到像其实我们城市化进程从公元1000年开始已经是相当显著了,当初北宋都城开封人口50万,世界范围内绝对的大城市,开放性已经相当强。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外来人口的流动性,游民在当时数十万,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我们的前人有丰富的经验。比如说社团,你会在宋代也好,明代也好,都有各种各样的社团。今天你想想我们的社团,真的没有对传统有多少发展。其实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合作机制,就是一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管理机制,就是说什么样的机制在支撑着这样1000多年的中国文明。透过城市化的发展,我们要拉开眼界,这是我想讲的一点。

第二点张老师刚才讲到老外到中国怎么样感知中国文化,前几天我去长城,中国人很少,都是各国游客。下面还有很多的小贩,而且都很国际化(英文)卖什么的文化衫,还有什么东西呢,卖烟酒,我看到这个酒特别有意思,绿色的牛二、青岛啤酒,市价不超过30块钱,卖给老外195。这些交易的市场规则,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其实不容乐观。

还有一点,其实经常搞理论的说,现在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尤其是大规模的开放社会里面,怎么使陌生人熟悉化?这是一个挑战,其实传统里面有那些东西应对这方面的挑战,就是大规模的开放城市依靠什么建立他们之间的信任合作。大家知道中国传统有乡约,我们现在社学社约,通过大家从小也好,从老也好,大学生也好,坐在一起,互相交流交流回顾经典。比如说节日,五一、中秋、清明,这个过节有什么独特的精神?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还保留着多少传统的风俗呢?

贝教授说除了爱国主义还可以有爱城主义,这个纬度比较好,但是把他结合到中国传统当中看也可以。我们要挖掘传统丰富的资源,重新建设我们的价值观。贝教授讲归属感,的的确确一个地方的人不可能完全依靠法律权力的义务维系,还需要一些超理性的感情,来发展他。

杨平:谢谢,下面进入到讨论的阶段。

金元浦:我们看到了整体,不光是张静老还有贝教授都谈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政府自上而下是无限责任政府,到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实行过一次单位所有制的破除,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呢,单位所有制的破除只是以农民工进城,出现的流动人口迫使我们单位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我们现在呢,我感觉我们公民社会即将没了,本来还想建设一个自组织的社会,现在光剩了老头老太太锻炼群体还有自组织形式。现在这个自组织形式也已经被纳入到了我们的街道办事处,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一个社会政府的责任无限重大。所以遇到问题时候,我这次四川地震大家是我冷我饿,但是很多人说这是天灾怎么能这样表达自己的愤怒。这样一个问题也产生了这样,因为政府是万能,政府的承诺是万能,政府的责任是无边的,但是政府肯定做不了这么多的事,在那里的人有没有自组织起来做一些事。现在全都是政府的事。

自组织的这些组织,因为我们红十字会也变成的国家机关的组织部门,所以我们宁愿把钱捐给一基金。所以我们没有自组织,遇到什么问题伸手就行了。是不是这样的呢,现在就是这样,因为你是无限责任政府,因为你是无限权力政府,因此呢我们国家存在着非常重要的认真的恢复和建设我们公共社会市民社会,我们要社会自组织的组织要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所以我想市民社会的建设这么多年来,受到了某些不明文的抑制。

第二个问题呢,我想简单说一下,刚才贝教授谈到了城市精神。城市精神对我们往往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不是历史形成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我们中国的城市进程,绝大部分城市它的城市精神是一样的,他肯定都少不了创新,少不了相关的一些精神,结果呢城市精神变成一种套路。北京四个精神,北京最有意义的东西,我觉得崇文这一条没有,但是崇文北京最基本的特点没有,崇文加不进去,这个城市几百年六朝古都的整体发展,没有特别充分的展现出来。

白龙:感谢《文化纵横》杨总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今天来主要是学习的,刚才听了张静老师、贝老师和任锋的发言有一些感觉。任锋说我们稍稍的把眼光放得深一点远一点,可能对我们借鉴更多。不否认历史上的经验,当然会对我们有一些借鉴,但是借鉴的作用多大还是值得商榷的。刚才贝教授谈到爱城主义还有很多地方的经验的时候,有着很难能可贵的国际化视角。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不管是我们今天在北京的建筑,纽约的建筑,或者是东京的建筑,看到的是很类似的很差不多的,包括一些很相似的专卖店,其实在城镇化之后这些东西都差不多了,我们现在谈更像是在谈这个城市的胎记。这个胎记是需要你剥掉外在的那些西装和装饰之后看到的东西。

现在谈中国城市的文化,大家谈更多的需要和一些身份标签的东西结合在一块。在这样的二元结构之下,中国的城市文化在不同的阶段也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至少是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各个城市在整体的中国的工业布局中承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东北是一个重工业基地,郑州是一个交通枢纽,这些城市由于在社会主义工农业发展的时候他承担的功能不一样。所以各个城市,会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可能就是说基于传统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帝国,他在地域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性格特征,比如说东北人比较豪放、江南性格比较细腻,他更多一种农业文化色彩之上的。第三个就是说,每个城市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和城市记忆。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后,大家区分一个城市,他的性格更多是用内地沿海,开放,保守这样的词形容一个城市一个地域的文化性格,那么在全球化之后,90年代之后,加入WTO之后,大家形容一个城市,更愿意用一线二线三线,三线的划分近十年以来事,我们以前的三线和现在的三线两个概念,以前是三线建设,现在谈是他具有的作用。90年代的时候大家用美国小镇、法国小镇来命名自己的房产项目甚至旅游项目,现在这种现象更多了,这种文化现象背后是有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作为他的背景。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改革开放之初的,90年代80年代,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他不但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同时还得面对原始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包括内地沿海种种的一些基于人口流动上的因素,我们如何剥开这些复杂的纠缠之后把这些问题凸现出来,可能是我们更多的要面对问题,我很想听张静老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杨平:上午的会,我是认为才算是开了头,基本上涉及到了观察城市文化和相关进程历史的视角。我认为,我们开始讨论城市文化的时候,更多是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历史阶段,尤其是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因素进入以后,来认识城市化的。今天上午的会最重要的启发就是我们认识当代城镇化的进程,还要把视角放的更远一些,放到1949年以来,放到中国共产党进城之后出现的问题。当代城市文化和城镇化中间面临的挑战,更多是现代性的挑战。这个是我们今天上午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收获。同时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张静教授包括被贝淡明教授,谈了城市精神,谈了今天的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对城市管理,城市治理带来了与我们1949年以来到1980年之前整个社会完全不同的挑战,这个我认为涉及到非常重要问题。下午希望我们城市文化这样的话题从这些方面深入下去。比如说我们城市管理中间涉及到的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在今天城镇化进程中间非常突出的,他的行政化格局的设计,对城镇化自身的发展,乃至城市社会中间的关系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进而我们希望能够探讨,生态文明和城镇化的关系,当然这里面很多老师下午也准备了关于古迹保护、旧城保护,然后文化产业发展,与城市文化建设的有关议题,下午会准时展开,希望这个会能够有更多的收获。上午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下午会场

任致远:咱们早点开始,上午跟城市文化的认同,社会体验,各个方向发表了看法,看下午的名单里面,是由这些老师来发表看法:李迅、李凤禹、韩林飞、阙卫民、金元浦、丁超、夏劲松、刘学德这些安排上要讲讲。实际上下午城市文化的话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展,下边我们说第一个议题关于城市文化建设的,主讲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也是我们杂志的主编李迅给大家讲。

李迅: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参加我们这个沙龙,题目跟杨主编商量,“城镇化进程当中的城市文化现象”。我稍微补充一下城镇化的情况,城镇化是一个历史潮流,城镇化跟城市化是同义的概念。从历史看经过了四波浪潮,第一波是19世纪初,第二波是19世纪后半叶,第三波二战之后为拉美东亚为代表,现在是第四波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我觉得有两点给我们启示,一个我们的资源环境,另外一个物质主义,我们认为用两件武器可以战胜一切,一个就是科学技术,一个是用金融资本。关于生态文明提出的时候,很重要用了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强调生物多样性,就是一个物种的发展不能侵害别的物种。第二个强调所谓的发展都是可以实现循环再生的。所以我想,建设生态文明构筑美丽中国实现城市的有序发展,这个是中国在建筑自己中国梦当中必须提出来的一件大事。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最伟大的发明,除了蒸汽机,电灯之外另外爱是汽车,汽车对世界影响巨大,一点不能否认汽车文化的到来,中国人很难想象十年前会有今天这样的影响,我们进入一个汽车时代,过去中国是一个自行车的大国,曾经北京人骄傲的自行车,但是现在自行车已经进入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这是当年的现象。当年的我们骑自行车上学,现在北京人早上上学用车接送。潘石屹骑自行车被拦住,最后他就发了一个微博。我们怎么对待汽车文化时代的自行车?自行车实际上是一个绿色的同时是一个很健康的运动,这个是在我们城镇化进程当中,我们怎么看待自行车文化和汽车文化?今天大家说了,不限行所以堵车,第二个,攀高比新?我们认为高楼大厦是我们生活,全球十大摩天大楼中国已经占了七座,最近远大集团提出一个要建世界第一高楼,称之为叫天宫城市。还有在全国的城镇化进程当中的千城一面,我们失去了过去的一些城市的记忆,北京的老胡同,川西的民居。燕郊的天子大酒店,入住率还挺高的,整个就是房子,获得了世界吉尼斯最佳项目奖,我们有很多山寨白宫,还有山寨的天安门。我们是不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以高以大象征,反过来我想北京,天安门其实不高,所以从北京可以看出来,这是北京的故宫,天安门不是高的,恰恰是矮的。

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变成市民,但是都往城市里面走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乡村的衰落。我们再看看德国城乡的融合的景象,中国传统非常注重城乡环境的治理。历史上工业文明以后提出田园城市的,他提出了一个田园城市的理想是,他提出城市应当跟城市相结合,所以我们想总书记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美丽的中国一定是有美丽的乡村,美丽的城市和美丽的人民组成。

第四个文化现象,人定胜天还是天人合一?我们现代大家知道,城市的地位是非常重要,创造了80%的GDP,城市是我们财富创造的中心,城市也是环境污染的制造中心,当年我们认为工业文明以后我们觉得我们是人定胜天,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有问题了,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安全生活,人们离开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是这两天发现城市不安全,人口密度越大,城市的自然灾害防空任务越艰巨。说明是一个什么问题,很多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包括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和城镇化一样两面性。所以我们追求什么样的境界?我想一定要用生态的概念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城市。

人不在自然之外,人更不在自然之上,人在自然之中。所以我想呢,我们在进行思考,一个我想就是在城镇化的进程当中,我们人跟自然究竟是什么关系值得我们深思,还有一个在这个城镇化的进程当中我们的传统的文化、我们现代的文化,究竟应该怎么塑造,值得我们去深思,所以党中央为什么提出生态文明。

任致远:下面是不是请我们李凤禹总经理来讲城市文化的场所塑造。

李凤禹:谢谢,上午各位领导对城市文化在未来城市化发展中的使命责任,包括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怎么看,做了精彩的分析,刚才李迅会长对城市文化的反思也非常深刻。我其实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我是做具体的规划项目,做具体的项目工作,今天我做的报告供大家批评指正。我的题目是,目前我们要营造城市文化氛围,在新型的城镇化过程中,要从文化的拼贴变成场所的塑造。我有五点收获,用三个项目讲,第一个收获,塑造一个建筑是很容易的但是塑造一个场所非常难,场所是精神空间,二是所有人要认可它是多元文化的智慧结晶,所以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认同,非常非常困难。中国快速出现了大批的城市,但是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城市是没有场所的,是居住类的工业产品。另外,我们的文化,都在大拆大建之中丧失了。所以,很大程度上我们城市的空间和场所,变成单一意义,其发展模式非常僵硬,缺乏文化的注入,缺乏对城市个性和特色的认知,城市化需要多元的智慧,任何单一的设计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中国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一定要重新进行反思。我们希望把城市和自然重新打通,把城市跟外围的森林融合起来,重新建立联系,形成一个生态的系统,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要跟未来的旅游度假行为结合在一起。我们希望能够体验到真正的文化,通过对文化的塑造降低对自然的压力。未来的城市要限制机动车的进入,降低道路的宽度,增加最大的联系,来创造一个有特色的城市,如何在改造的过程中,让建筑和文化得到重生,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这种对当地文化的聆听思考,恰如其分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在文化的创造上,要更多体验当地的文化状态,然后找到一种合适的载体。中国虽不缺钱,但是城市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是我们在城市塑造中必须要意识到的。

任致远:下面请韩林飞老师做点评。

韩林飞: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老师的发言我不敢说评论,我想谈谈个人看法,把我们中国面临的文化难题和我们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面临的一些挑战进行一些阐述,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必须自我反省的事情,我非常佩服李老师自我反省的精神。针对李老师说的城市四问,包括交通、建筑、千城一面、重点保护这四个问题。因为我们中国地域辽阔,气侯和地理的条件,各个地区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按照统一的模式建设我们城市,这是有问题的。另外,我们文化有很深的地域积淀。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希望把这些地域条件变成我们发展的动力,而不是随便的抛弃。现在很多城市化发展当中,就发现很多地方将传统的文化延续看做阻力,希望把他们全部变成高楼大厦,所谓的千城一面,就是我们现在城镇化的标志,这一点是非常错误的。

我个人另外一个很深的体会,德国这些欧洲城市化的发展,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我们现在城市化的发展还不到100年,这样的历史发展速度,可能有很多问题没有想清楚。我们现在很多优秀的历史文化的东西,在现代化过程面临矛盾,其实也是大众主体的审美意识丧失的问题。这样一个功利思想造成我们文化缺失的现象,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文化自信的缺失,在现代发展过程当中,文化自信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自信的缺失导致了我们的崇洋媚外。

认为建筑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就是现代化,过于追求物质的生活,导致了我们主流文化的丧失。目前我们的城市建设丧失了自己的特色,把3000年中国农耕文明的特色全丧失掉,只能被动地面对西方,这是今天必须做出深刻反思的地方。谢谢。

任致远:现在邀请阙维民,北京大学世界遗产中心副主任。

阙维民:我想讲我们的城镇遗产保护问题。城镇遗产保护是城市文化延续的基础。我讲城镇遗产的空间,是城市文化形成发展演变的场所,我们在讨论城市的时候,不要忘了城市单体建筑的问题。我相强调中国的建筑一点不逊于西方,除了木结构建筑,中国的石构建筑也是非常精采的。城镇遗产是城市的载体,否则,城市文化就是虚无缥渺的,只能存在于书本。城镇遗产保护是城市文化的延续基础,感受城市文化价值要有物质体现。一定要从历史的过去来探讨。如果没有人的活动,怎么去感受城市的文化?

任致远:遗产的保护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静止的也不是落后的,其实遗产的保护很重要,我觉得遗产保护也是一种发展,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的,下面请金元浦主任讲创意城市。

金元浦: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说城市是一件美丽的艺术品。以前我们要解决城市的基本建设问题,现在这些问题都在逐步的解决之中,未来如何把一个城市当做一个艺术品,要像艺术品一样地打造城市,现在的城市化面临着一个城市美学的或者叫审美的城市化这样一个历史性课题,而不能只考虑功能性的问题,进入更高的一个发展阶段。如果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城市人口将增长到9.255亿,增长数量比美国全部人口都要多,这是一个我们值得非常关注的问题。

未来发展中,中国城市如何解决千城一面的问题,我觉得首先是观念上要解决,城市是一件富有魅力的艺术品,每一个城市都可以成为一件艺术品。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科技化是对21世纪全世界产生最大影响的两大事件,为什么提出来城市是一件艺术品呢,我们要看到它的重要性在于,今天是2000年来中国城市建筑、城市规划、城市基本格局的一个转折性时代。我们要为子孙后代,要为历史和未来负责,看看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存在各种各样完全没有规划的,或者是千城一面的城市格局,谁为历史负责了,谁为我们的未来负责?

城市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过,大量的人口集聚,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重症城市病,关键是,理念上要将城市当做一件艺术品看待。历史和传统在这里积淀,所有的建筑都被认为是凝固的史书,所有的建筑都是凝固的音乐,我们今天要把城市看成美的象征,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设计城市与经营城市。因为城市是人的城市,人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人自身是一件艺术品,人自身是所有艺术中最高的。文化的起居是我们人类本质的存在,区别于我们与动物。台湾把城市建设做为一种生活美学,人诗意的寄居在大地上。因此,必须以美学的城市化代替工业的城市化。艺术城市的概念值得探讨。我们的城市化建设都是两年三年大变化,现在是不是要考虑城市的个性特色,考虑城市居民的情感归宿,考虑城市的历史,如果避免千城一面,这些都可以进行深入的探讨。

任致远:内容很丰富,对我国的城市和城市文化进行了一些观察,品评和希冀。下面请王旭教授进行一下评议。

王旭:首先感谢《文化纵横》杂志社给我提供这个机会来学习,今天很多老师谈到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这个问题,也谈到了现代化包括城镇化问题,我想,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我们历史的视角,可能对我们有更多的启发。现在关于城市发展的问题,为什么理论上大家说的都很好,但是一涉及到具体现实,就完全变样了?因此,我们也要考虑政治、经济特别是资本运作的问题。要考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以及世界体系国际竞争这样的格局。近代中国在1840年面对西方冲击的时候,他在西方的冲击下是一败涂地的,没有办法进行内在的有效整合,传统局面完全被打破了。所以,整个近代中国,很大的一个课题就是在不断消解自己的文化传统,习得西方的现代化,应对西方的冲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建构的这个现代社会,我们所建构的现代文化,包括今天处理城市发展,运用的一套现代文化体制都是一种嫁接的文化体制,不像西方自身,西方历史文化遗产和它的传统保护是延续性的,它是传统至上,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嫁接的产物,他是把自己的传统作为一个简单化和妖魔化的对象。

所以,我们今天的城市化过程中,要重新寻找我们传统文化的意义,需要我们重新对整个中国文化,中国现代化道路,乃至于中华文明以及它的发展创新这样更高层次的一个重新发现、重新寻找,寻找新的意义,让传统适应我们今天的历史发展。带有中国风格的建筑形式,必须尝试这种探索,不能只是缺乏实质性意义和价值的表面模仿。如何再去寻找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新的意义,能让它进一步传承发展下去,我们今天,应该更为深切地意识到这样一个命题和责任,我们的社会已经不同于过去前几十年的状态,我们更应该探求新的模式,所以怎么探索,现在没有一个完全的定义,但至少还是要回到城市文化的人文二字,回归人性,回归人的生存本身。

任致远:下午第二个议题到这里结束。

杨平:我建议可以做些讨论,我先说几句,我听了今天下午的发言非常受启发,一个是从企业的角度看,对于一个小城镇的设计,既要充满美学想象,也要通过资本化的设计过程完成。今天比较遗憾的就是,没有人谈他们怎么设计城市的文化,金元浦老师是讲了诗意城市,他带着艺术的想象,从台湾的生活美学运动,讲到历史传统的层面,也没有具体涉及这一问题。

我去澳门,看到赌场资本对城市的塑造,以金钱和欲望设计城市的场所,而在台湾台南市,一条烂尾街的重塑则由一些现代行为主义艺术家进行。我非常困惑,这样两种力量,两种对城市的塑造,其关系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是我想提的一个问题。谢谢。

刘学德:我想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文化和文化的工具,或者叫载体,两者是不是应该有个适度的区分。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历史的借鉴作用。比如你去看首都博物馆,它有一个历史的长廊,一面墙是讲北京的历史,另外一面墙则是讲当时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这样就有了一个世界历史的眼光。是放在世界范围内去思考。

第三个问题就是刚才有人讲到的政府的无限责任,或者叫无限权力。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人对城市或者说对城市的未来负责。

杨平:我给贝淡宁老师提个问题,这也是党校李文堂教授的问题。你说爱国精神、爱城精神,爱城精神似乎在文化的意义上更重要一些。但问题是,欧洲的城市在其历史传统上是一种自治城市,有城邦国家的历史,有自治城市的历史。而中国的城市一直都是服从于军事政治乃至经济的安排。两种传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中,关于爱城似乎没有历史的文脉。你是否注意到东西方的这些基本差异。

金元浦:第一个问题关于文化的概念。在整个的西方语言中间,关于文化的直接解释260多种。可见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在文化中间还要解决文化与文明的关系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文化是人的生存的方式,或者叫存在的方式。比如说文化研究的巨擘英国人威廉斯就说文化是一种生存的观念。这个观念可以非常抽象,人更高层面上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他精神领域里对世界意义的发掘,都可以归于文化。这其实也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生存的意义和后来文化的意义,是在人类活动的历史中形成的,是人类赋加上去的。

第二个问题涉及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在历史和现实的问题上,我们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过去的那就是最高的,最好的,这也不是合乎理性。实际上人类在不断发展。中国古代的各朝各代也都在发展,不断变化,绝对不可能停留在某一个时期。所以历史是人的创造,历史上所有的遗迹也是人的创造。人肯定要按照现在的需求,不断地向前发展。包括遗产的问题,也要从两个角度考虑。第一,很多遗产是人类不可能再生再复制的东西,是过去文化和人民的遗存,但是,它又不只是博物馆意义上的文化遗存。我们不能忽略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创造,必须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历史,创造新的文化形势。这些年一直在推创意产业,就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有了新的需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某种角度来讲,只能证明我们的过去。今天要适应,必须有更多新的创造。我们通过创意这种方式来表达的是,我们要把过去历史中的要素和今天我们根据时代需要和前瞻创造出来的新的文化的需求,融合汇通之后的创造。

刘学德:是不是可以说就是,五年在50年当中不算什么,50年在500年当中也不算什么,是这个概念吗?

金元浦:当然不是。5000年、5万年已经超出我们现在考虑人类创造的文明的历史阶段。我们可能要考虑2000年。比方说兵马俑作为历史的遗迹保留下来。

贝淡宁:感谢这个问题。我就讲关于欧洲的一些城市尤其是意大利。意大利有一个词(地方主义),这个词很贬义,他们觉得是很狭隘的东西。为什么有这样的概念?我觉得跟他们的历史和历史意识有关系。意大利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独立的分裂的,意大利国家只有150年的历史。这当然跟中国的历史完全不一样。

我们现在讲的是比较新的现象,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都是是比较新的现象。21世纪,大家还是需要一种归属感。原来我们觉得这样的归属感农村才有,大城市不需要。现在我们发现,大的城市,一方面是比较开放、比较宽容的,另一方面,如果它有比较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也可以有一种归属感。问题是怎样把这两个优点,也就是开放和归属感结合起来。

我们不反对爱国主义。我们只是觉得太过分的爱国主义才成为一个问题。所以问题是怎么避免太过分的爱国主义。而如果我们有不同的政治身份,就是爱国主义和爱城主义,也许可以避免太过分的爱国主义。虽然欧洲的城市和中国城市有完全不同的背景,可是问题就是怎么把现代化的开放的和独特的归属感结合起来,我觉得还是同一个问题。

刘学德:新加坡是作为一个城市在运行,还是作为一个国家运行?

贝淡宁:新加坡是个例外。它是个城市国家。

张静:我想补充两点。确实,归属感和认同是非常根本性的问题。最近看到古德诺的回忆录。他当初到中国来,先做了一些功课。他看到一些材料,就是八国联军到天津港口以后,担心招不到当地人帮忙运送辎重,因为中国人知道他是去攻打京城,怎么可能来帮忙,后来情况是愿意帮忙的中国人非常多。古德诺问道,为什么这些人没有民族主义的障碍阻止自己这么做,这些中国人对皇帝是认同的吗?他分明知道他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似乎皇帝受到攻击和自己毫无关系。所以我想说的是,认同的建立其实是和体制有关。这个体制就是人民和这个体制的关系。只有当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联时,才能建立起来这种认同。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

第二点,刚才说到好多建筑设计里面,比如体现美感,包括自然的因素,但是还缺少一个东西,就是建筑设计怎么为人民的思想交流、分享价值来创造条件?现在的城市建设是把他们分割开,不考虑人民的是怎么样的存在。在城市设计中,我们也必须考虑人在怎么样的条件生活,怎么样建立交往和互动关系。

阙卫民:我想对金元浦老师提几个问题。金老师年龄比我大,您刚才讲到的文化创意,我知道您做过很多个文化创意,你讲到现在的进程会决定今后300年到500年年中国的格局。问题是你怎么知道300年后的事情?在座的恐怕没有人活到那个年代。

任致远:下面请丁超教授来讲。

丁超:我想讲的是历史地理学能在城市中有什么作用。实际上这可以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问题,就是历史有什么作用。如果说我们现在面临着城市问题跟历史无关,跟历史地理学无关,那么这个问题是谁形成的呢?这恐怕就要算在所谓的工业化,所谓建筑上了。我相信那些比较热门的城市学科,即便不是元凶也是帮凶。

这里展示山东莱州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城市地理学关注什么?它关注这个城市是怎样来的。对一个城市来说,如果不了解它的历史,动辄谈它的文化,实际上那个文化是浅的文化。所以,在城市研究中,历史地理学完全可以和其他的城市科学一道,探讨一个城市的来龙去脉和未来的发展。

(幻灯片)所有的遗迹都跟一条河有关系。通过考古遗迹,我们知道了一个聚落是如何发展成一个更高级的聚落,进而又成为一个城市。对莱州来说,这中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莱州城是一个东西南北贯通的一个枢纽。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出来,今天的莱州就是那片灰色区域,在历史上它就是交通的汇聚点。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定位。这样等于你梳理清楚了整个城市发展脉络,也会会发现整个城市在整个区域中的地位。从这些历史演变看,莱州最好的远景实际上就是形成区划圈。

李迅: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参加我们这个论坛。我原定的题目是城市文化与生态文明。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城镇化的情况。城镇化是一个历史潮流,是一个现代化的规律。从历史看,城镇化经过了四波浪潮。第一波是19世纪初,第二波是19世纪后半叶,第三波是二战之后以为亚非拉为代表,现在是第四波,以印度和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为代表。这个历史过程中间,我觉得有两点启示。一个是我们的资源环境,另外一个是物质主义。我们一度认为用两件武器可以战胜一切,一个就是科学技术,一个是用金融资本。资本具有这种逐利性质。

十八大把生态文明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回顾一下人类文明,原始文明大概有两万到五万年的历史,当时人们是惧怕自然的。农业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人们是利用自然。工业文明200多年历史,开始时人们挑战自然,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自然在报复我们人类,我们本来是想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但是现在感觉我们错了。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要进入新的文明境界,就是人跟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这也是中国有可能对世界的贡献。

生态文明的背后,是一系列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一个是强调生物多样性,就是一个物种的发展不能侵害别的物种。第二个是强调所谓的发展都是可以实现循环再生的,所有的物质形态都可以再生。这是在反思工业文明时代我们所走过的线性的发展模式。

比如,在工业文明模式下,人们大量使用小汽车,使用化学燃料,追求奢侈浪费,生产的产品变成商品,用完之后变成垃圾。有各种垃圾,工业垃圾、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而在生态文明循环的概念下,所有的系统物品都可以再生使用。关于生态文明,这里就简单的说一下,不做展开了。

接下来是我提出城镇发展中的四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四种尖锐的模式对比。(幻灯片)

第一问我们是汽车文化还是单车文化?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最伟大的发明除了蒸汽机、电灯之外,就是汽车。中国人很难想象十年前会进入汽车时代。过去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北京人曾经引为骄傲的自行车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很尴尬的境地。我们怎么对待汽车文化时代的自行车?自行车实际上是一个绿色的,同时又是一个很健康的运动。

第二个,攀高比新还是节制有度。我们错误地认为高楼大厦就是现代化的生活。全球十大摩天大楼中国占了七座,最近远大集团提出要建世界第一高楼,叫天宫城市。在全国的城镇化进程当中,更出现了千城一面。中国四大著名城市中,现在我们仅从图片上,根本搞不清楚哪个是哪个。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特色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也成为巨大的问题。城市的记忆也消失了。

第三个问题,城乡分割还是城乡融合。现代化过程当中,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变成市民,但是都大量人口涌进城市,乡村衰落了。中国传统非常注重城乡环境的治理。欧洲历史上,工业文明以后也有人提出田园城市的概念。在这个理想里,城市应当跟田园和乡村相结合。现在提出建立美丽中国,我想一定是要有美丽的乡村,美丽的城市和美丽的人民所组成。

第四个,是人定胜天还是天人合一。城市是财富创造的中心,80%的GDP是在城市产生的。但城市也是环境污染的制造中心。进入工业文明,我们一度相信人定胜天,但是现在我们发现有问题了。这说明很多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城镇化一样具有两面性。

(幻灯片举例)……我们需要思考,在城镇化的进程当中。人跟自然究竟是什么关系。还有,在这个城镇化的进程当中,究竟应该怎么样塑造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亨廷顿曾经说过,当代世界很多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源于文化差异。

我们应该终结过去的以英美为模式的发展工业文明的道路,创立一个基于生态和绿色的新文明形态。

任致远:下面请我们李凤禹总经理发言,题目是城市文化的场所塑造。

李凤禹: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产业积聚,也带来了人口流动,成为磁力中心。这么多人涌入北京,因为北京工作的机会多,比在家乡的工资高。我们的调研中也发现,很多情况下人们可以牺牲作为一个城市公民的基本尊严,来获得这样一个经济效应。例如,在一套居室里可以住进15个人,甚至连厨房和卫生间都住进人。人们为了在北京有一席之地,可以放弃基本的市民尊严。人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畸形的流动?根本原因还是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城市。户口就是一种调节资源分配的方式。它的背后是不平等。

政府应该把工作放在如何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上。反映在资源配置上,就是应该强调发达地区、大城市的辐射作用;把一些基本的资源,如教育、产业机会和环境等,适度的分散出去。让人们可以留在当地,为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地域做贡献。这样在地域间才能有一个基本的[平衡。否则,像现在这样,大城市只会越来越膨胀。巨型城市膨胀带来的不仅仅是交通问题,从历史上来看,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传染病。因为人口聚集到一定的密度,达到某个临界值,传染病的触发和传播就是不可避免的,再先进的医学技术也是控制不住的。

下一步,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的发展如果还继续走国有土地征用的方式,还是由开发商为主导来做城市建设,会非常危险。因为小城市比大城市的社会生态更脆弱,当地人失掉了土地,也就是中国未来社会稳定的基础被破坏了,后果会非常严重。我觉得应该反思现在的城市开发模式。下一步的城镇化应该出台一些新的方法,

李迅:今天的论坛聚焦城市文化问题,做了一次非常好的头脑风暴。

这里谈几点印象。第一个,就是研讨会是跨领域的,跨界,大家从多个维度展开讨论,又互有交差点。大家语言体系、说话的价值坐标不太一样,但是又有一样的地方。

第二个突出的印象,是大家讨论的问题非常有意思,给我很大的学习和启迪。比如说,大家都认为城市文化是一种追求,城市文化是城市化的灵魂,城市文化与其他的相关要素是什么关系,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消费,乃至与社会和经济的关系等等。很多问题没有完全解答清楚,但是给我启发。这个启发就是我们要有文化自信。中国的现代化和欧美的现代化是有差异的,我们要寻找自己的道路。

第三个印象,我想我们确实要关注产品。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城市时代。2007年世界城市化水平过半,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已经过半,再过20年就要达到10亿人口。城镇化也是一件挺纠结的事情,本来是一个客观规律,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在这个城市化进程当中,我们要解决很多新的问题。也可以说,发展之后的问题有时候比发展之前还要难以解决。我们有安全问题,交通问题,农民工问题,北漂蚁族的问题,城中村的问题,拆迁的问题,等等,很多问题。另外就是特别需要关注的城市文化。城市将成为文化的主要载体。我觉得它将是人类文明发展当中的首要标志。中国和世界各民族一样创作了自己灿烂的文化,在历史的发展积淀当中,文化跟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比如说跟科学技术。文化又跟产业、金融结合起来,特别是有了商品经济以来,文化又跟建筑、跟空间进行了有机结合。所以我想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是城市经济的温泉,文化又可以是生产消费的商品。文化同样也是社会政治的景观,它是多样性的。我相信,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会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兴盛。我觉得更多关注一个宜居文化,生态文化,地域文化。

《城市发展研究》杂志和《文化纵横》杂志今天携手一起做了一次有关城市文化的论坛。大家见仁见智,头脑风暴。各位的真知灼见给我们启迪和思考。谢谢大家。

杨平:最后谈点感想。首先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这个会,也感谢李迅秘书长。老实说,今天这个会是我十几年开会最没有把握的一次。因为这个领域问题跨度太大,涉及的面太广,但是开到后来,焦点开始清晰起来了。至少我感觉最初我们提出的问题开始往地上落。

今天开会的一个体会就是,首先要认识一个城市文化形态背后的各种力量和关系,尤其是其中的主导性社会力量。文化形态其实是受制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里社会关系的组合,其中的主导力量决定着文化形态。之前是行政力量占主导,到了今天,商业开始进入,跟权力合作,然后一起塑造了城市文化。这两股力量目前非常大。我期待着,社会力量也能够发挥作用。因为很明显,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介入,仅仅是行政力量和资本力量,一定是不平衡的。

我自己的感觉是,接下来五年左右,还得得靠行政力量来主导。社会力量的介入还没有形成体系。不过这力量也已经开始快速的露头。比如在这次四川雅安的地震中间,社会力量开始起来,尽管很乱显得没有章法和秩序,但是重要的是,社会力量的介入已经开始。我不认为其他国家的人,包括那些现代化走在前面的民族会比中国人更聪明。我认为区别只在于,在城镇化的进程当中,是否有更多的意见介入,相对能够有更多的参与方,从而使得它的文化形态的形成相对健康一些。所以,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未来,恐怕要期待社会力量的崛起和更广泛的参与,才有可能达成某种平衡与和谐。

第二个体会时,今天很多专家学者痛心疾首于我们大量的城市规划不能落实,城镇化进程被各种无序的力量颠覆。他们期待下一步的城镇化过程中,一些重要的领导能改变观念,形成城镇化的良好形态。我觉得这是白日做梦。更经常看到的是,房地产商借着城镇化势头下去征田,再学习一点文化的观念,回头进行更高层次的资源整合。但根本上说,没有均衡的社会力量的介入,你改变不了太多的格局。

第三点体会就是城市文化形态变迁与制度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关联。

感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希望今后多参加我们的活动。《文化纵横》会继续搭建平台,跟《城市发展研究》杂志合作,进一步就这个话题进行合作。谢谢大家。

任致远: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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